因为万历在看《世宗实录》时，总是对皇祖处理海瑞上疏一事不以为然，认为正是皇祖的一时心软，才导致今天这种，君不像君、臣不像臣的局面。如果当时抄了海瑞的九族，可能就没有什么《明夷待访录》，没有何心隐这样的妖人了。 在万历看来，皇权开始褪去光环，便是从海瑞与清流大臣，在三公槐的那次辩论开始。世宗嘉靖皇帝判断失误，以为满朝理学之臣，肯定会把海瑞驳得体无完肤，谁知却一败涂地。 他曾经就这个问题问过张四维，得到的回答是，儒家‘祖述尧、舜’、‘宪章文、武’，其实是重民轻君，重道轻势的，可以得民心，却不足以定国安邦。秦王统一[***]建立的帝国，靠的是法家，而不是儒家。之后的汉唐两宋，虽然都宣称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，但其实支撑统治的是外儒内法。 这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，更不应拿到大庭广众之下辩论，不然就有被揭开外衣的危险。 张四维把话说得很明白，因此万历绝对不会让演讲大师何心隐到燕京，但他也知道如果何心隐能认错的话，会带来多大积极作用……反复思考之后，万历下达了旨意。 自从何心隐被捕后，长沙城便发生了约摸七八万人参加的大游行，就连兵马司的大兵也参加进去，他们先是把巡抚衙门围得水泄不通。在毫无收获后，又转到东厂衙门外，高呼‘言论无罪’，要求释放何心隐。 东厂衙门本就是密勿重禁严守之地，为了关押何心隐这位特殊的侵犯，又按照防御军队进攻的标准，设了拒马、挖了壕沟，还拉起了铁丝网。门楼上，院墙后，都立满了荷枪实弹的内卫士兵，一个个子弹上膛、如临大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