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说农税高，老百姓负担不起，还好理解，但大明朝的农税向来不高，零七八糟的各种捐税加起来，从没超过二十税一的时候，怎么也不至于负担不起吧。 后来才知道，不是老百姓甘做无产者，而是因为徭役之重，甚至超过税粮。徭役是按照田亩数分担的，具体内容五花八门，从千里之外押运征收的几百块城砖送往燕京，可能是将南方生产的军需，送到北方前线去；也可能是到驿馆服役半年，也可能是给官府老爷抬轿子半年——轮到那种千里运送差事的家庭，结局往往是破产；即使是后者，也严重影响了老百姓的个人生产劳动，令他们不胜搔扰！ 但是，达官贵人们却享有优免劳役的权利，一旦成为他们的家丁、庄佃甚至奴仆，便可在其荫蔽之下，免充国家差役。难以为继的农民往往投献与贵人门下，以求躲避差役苦累。甚至中小地主，为了免受官府搔扰，倚仗官家权势，也加入到投献大军，成为一名光荣的家丁。 投献的恶果显而易见，令朝廷税收减少外，可动员的免费劳役也越来越少，于是只能加派给剩下的人，剩下的人走投无路，只好也效仿投献，其风愈演愈烈，令人不禁担心，如此下去，朝廷该向谁征税？又该用什么人修黄河、筑长城、运粮米呢？ 所以自洪武年间，一直到现在，历代皇帝基本都下过严禁投献的圣旨，命‘投献之田充公，投献之人充军’。然而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，投献者与纳献者只要走一遍典卖文契的程序，便可以合法买卖的外衣，掩盖非法投献的事实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