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且这里的守旧势力最为薄弱，接受新思想和新观念的程度最好，且有着最大规模的市民阶层，这都是起义获得成功的有利条件。因此从年初开始，琼林党人和泰州党人的首脑便云集上海，以上海若干个以各种名义创办的团体为掩护，暗中奔走筹划。 比如‘沪上文社’、‘修业堂’、‘正己社’等几十家文会、讲坛，便是琼林党人的据点，而泰州党人则以‘水手之家’、‘退役军人联谊会’、‘纺织工会’等十几家社会团体为据点。 因为这里是琼林党人的传统势力范围，故而泰州党人也承认文峰先生孙鑨为起义领袖，基本上能听从调遣，与琼林党人配合完成前期准备。 毫不意外，泰州党人负责的是基层民众的动员工作，以及对官府军队的渗透。琼林派则用全部精力，放在对上海绅商的公关上。 与主要靠彪悍的民风、宗族的团结，以蛮力撕开大明柔软腹地的长沙起义不同，上海起义的难度更高。其最重要的原因是，上海这座城市虽是新兴，但太复杂了，各行各业各界人士，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利益诉求，很难用一个口号，或者一个目标，就将所有人都鼓动起来……最大的可能是，感觉自己鼓动到位了，大家也都热血沸腾了，可等集合的时候一看，只有小猫两三只，你被集体放鸽子了。 这是因为上海已经在事实上，形成了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治精英，这就是以‘十八行会’为首的绅商集团。在上海的政治版图中，有句口号叫‘得绅商者得天下’，是说绅商的政治取向决定胜负，决定上海的命运。 ‘绅商’这个词，翻遍史书也找不到，它是近年来才由东南创新出来的。绅指士绅，商指商人，在本指两类人，士农工商，一头一尾，商尤其为士所贱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