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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把天津没有兴起的原因,归结为四个字‘地非通衢’,但实际上天津的地理位置极其优越,打开地图就会发现,这里是南接北连、东出西进的水陆交通枢纽:以京杭大运河和海河为框架,向北可通往东北和蒙古,向西借陆路可达陕、甘、青、藏,东出渤海与沿海各地相连,交通十分方便,怎么会‘地非通衢’呢?
其实这不足为奇,地理位置再优越,还需要用得上才行。本朝南北间物资运输是靠漕运的,而天津虽然比邻大运河,无奈其与通州的距离太近了,如果作为运河沿岸城市,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。
只有当海运兴起,它的重要地位才会凸显出来。海运比漕运的优越姓是全方位的,且在元朝便是南粮北调的主要转运方式,本朝之所有没有延续元朝的方式,绝不是技术原因,而是完全处于政治因素,才施行‘片板不下海’的海禁政策,这让天津如明珠蒙尘无人喝彩,冷冷清清了将近二百年。
随着国家的长久太平,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,与漕运的低效率和不可靠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,废除漕运,恢复海运的呼声愈发高涨。然而百多年的时间,已经使漕运不再单纯的是一种运输方式,而变成一个巨大的畸形的利益体。百万漕丁及其家庭、运河相关的诸多官府,以及那些因为运河而致富的大户巨贾,都在拼命反对海运,这也让天津的振兴之路近在眼前,却又远在天边。
沈默对振兴工商从来不遗余力,既然认识到症结所在,自然要想尽办法解决问题——他给出的药方是‘开埠’。
他不认同许多官员‘废漕改海’的主张,因为那在目前阶段是不现实的。纵使漕运有百般弊端,但它至少养活了几百万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