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受灾府县的地方官员，按照受灾的严重程度，将考成指标从税收额度，换成了百姓生存率。沈默在下发给各州县的廷寄中强调——给你多少粮食，就必须给我养活多少百姓，化人场烧化超过一定数量，你就直接把这身官衣也烧了吧！ 在赈灾一事上，他表现出了与对税收截然不同的态度。对于收税，他总是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对待，如果情有可原，可以适当降低考成，以免地方官对百姓逼迫太甚。但对于赈灾，沈默毫不通融，去岁到今年，接连查处了三十余名救灾不力、克扣钱粮的官吏，全都罪加一等，严厉处置，任何人说情都没用。 在他的严加管束之下，地方官们只好老老实实赈灾。当然沈默也没有只给任务不想办法。他一方面命各级官府抗灾自救，在各省推广一种抗旱高产作物——已经引进大明十余年，并在福建成功试种、育种成功的红薯。一方面命工部组织兴修水利工程，仅直隶一省，便兴修一百三多处引水渠、疏浚河道两千余里，这样不仅可以有效的调节水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不平衡，同时能使大量的青壮有口饭吃，不至于游手好闲，扰乱社会。 这场长时间的天灾也不完全是坏事，至少向吕宋、安南、占城等地的移民工作，大大受益于此。下南洋可以致富，早就已经家喻户晓，但因为故土难离，在能吃得上饭的时候，老百姓不会考虑背井离乡，到遥远的吕宋去谋生。但连饭都吃不上时，与其留在家里等死，许多人便决心去碰碰运气，说不定能闯出一条康庄大道呢。 怀着这种心理的不在少数，报名的人数激增。而地方官府迫于考成压力，放人要比之前痛快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