私人资本积累愈多，它艹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越大。尤其是商人们善于和官府以及地方势力打交道，越是富有往往就越有势力，这使得他们不像农民那样可以随意盘剥驱使。 尤其是嘉靖以后，沈默提出的‘以商养士，以士护商’的号召，在这十几年间，已经深入人心，各省的商人们普遍效仿晋商，把赚来的大把银钱，投入到本地的文教事业中，开办学校、资助士子、赞助文会，馈赠文士已经成为常态，经过十几年不懈的努力，使朝廷地方有大片为他们说话的官员、文人……一旦官府催征过猛，诛求无度，赖账不付，马上就有数不清的文人口诛笔伐，危言耸听，骂官府‘捶骨竭髓，以致人人破家，逃死相继’，也会有官员以充满同情的口吻上书，说什么‘数万金之家，无不荡产罄货，因而投河经渎，言之酸鼻刺心，孰非酷吏之流毒哉？’好像一夜之间，商人就要全都破产了一般。 而且老百姓也不站在官府一边，这个年代商人的主流形象，还是疏财好义的儒商模样，他们用极小部分的钱修桥铺路，赈济灾民，就让老百姓念念不忘他们的好……这在后来的轩然大波中，体现的尤为明显。因为百姓还远未到觉醒的时刻，对于直接剥削他们的地主乡绅尚且奉为神明，诚心拥护。更不要说剥削手段更隐蔽的商人了……在这种环境中，官府想不付钱就驱使商人，是万万不可能的。 于是官员们一直想方设法的增加银钱收入。正统元年，东南七省的田赋改折白银纳税，正是代表了官府的这种**与政策的变化。不久，田赋外的所有税收，都逐渐以银代物。直到一条鞭法问世，彻底的取消了实物税，只向百姓征收银钱。官府的仓库里，不再堆满了五花八门的实物，取而代之的是白花花的银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