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当时朱棣看来，蒙古人已经被打成了孙子，自己想怎么蹂躏就怎么蹂躏，却没想到这对自己的不肖子孙来说，失去了河套之险后，便则以一面之地遮千里，先天就陷入了战略被动。起先，二祖余威尚在，蒙古人还不敢南渡黄河，直到正统十四年‘土木之变’后，东胜落于也先之手。迫于形势，明朝将大同以西之玉林、云川等卫尽行内撤，黄河以北屏蔽全失，失去了阻遏蒙古部落进入河套的最后屏障。 至是，套中六七千里沃壤尽归蒙古。外险尽失，宁夏屯卒反备南河，此陕西边患所以相寻而不可解也。蒙古诸部乃乘虚而入，开始大规模进驻河套，又以河套为依托四出攻掠，使明朝北部边防全线吃紧，陕西边患殆无虚曰，八郡之民疲于奔命，大明边事遂无可救药……所以‘东胜之不守，藩篱自撤，大为失策。以至河套不复、无险可守，曰事干戈百有余年。’这已经是大明妇孺皆知的共识，克复河套也成了几代大明君臣的毕生夙愿。 到了成化年间，在大学士李贤的支持下，总制关中军务的王越复议搜套复东胜，以图大举，廷议从之。后朝廷又三遣大将出师，直到成化九年秋，王越以轻骑袭‘套寇’于红盐池，擒斩千余级，尽烧其庐帐而还。受此打击，套内北元诸部皆渡河北去，边患稍息。 但是，这种状况仅维持了二十年左右。弘治年间，鞑靼部一代英主达延汗，即明人称之为‘小王子’统一蒙古各部，势力大增，复拥众入河套驻牧。在其指挥策动下，蒙古各部声势大涨，频频入寇大明，官军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，只能顾此失彼，疲于应付，跟本无法阻止蒙古诸部的入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