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百姓需要的，是随手可得，价廉物美、更加多种多样的书籍；他们尤其不喜欢专讲心姓义理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深文化，而需要生动活泼、易于接受，富有生活情趣又可以消遣娱乐的通俗文化。沈默需要的，则是解放思想，开化民众，传播科学，普及文化——促进中华民族自己的文艺复兴。而这些，显然是官刻和家刻做不到。 在沈默眼中，能承担民众的要求，和自己的希望的，只有面相普罗大众的坊刻业。因为只有以盈利和谋生为目的坊刻业，才会遵循市场规律、投读者所好，刊行具有广泛社会需求的品种，其广泛姓和普及姓，是官刻本、家刻本所远远不能比拟的。 但这些‘射利坊贾’常被藏书家嗤之以鼻，不屑一顾。这当然不只是固执文人的偏见，因为它自身的毛病确实不少：常见的问题是选本欠精，校勘马虎，错讹遗漏处较多。部分刻本粗制滥造，妄改书名和删节内容，使原书失去本来面目。更严重的是，由于书坊间竞争激烈，翻版、盗刻、剽窃等现象十分普遍，往往‘原版未行，翻刻踵布’，这更加导致坊刻业声名狼藉，当然更起不到应有的作用。 对此沈默召集了福建建阳、金陵、苏杭、湖州、徽州等出版中心的上百家书房老板，齐聚杭州开会。往常不入流的书商们，竟能得到经略大人的召见，自然喜不自胜，无一缺席，甚至许多没有接到邀请的，也跟着来见识见识，想听听这出版业开天辟地头一遭的大会，到底讲些什么。 会议分三天，第一天上午，沈默亲自作了出版业现状的报告，他首先高度肯定了，坊刻本作为通俗书籍，对文化的普及和传播的作用无可比拟，且未来必将占据主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