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谓请安，除了问问皇帝龙体安康外，便是向皇帝汇报这一天收到的主要奏报，并提出处理意见，皇帝答应了，司礼监便批红用印，成为大明的国家意志，交由下面执行。 尽管嘉靖近年来愈发怠政，但对几件事情，还是十分上心的，一是南倭北虏，二是江南市舶，三是各级人事变动。因为前者关乎他的国土安全，次者关系到他的钱袋子，后者则是至关重要的人事权，把这三方面抓好了，帝国就乱不到哪里去。 对于边事，总体来说是南喜北忧，从嘉靖三十九年起，南方的抗倭形势便渐渐好转，在苏松一代倭寇绝迹后，戚家军奉命南下，在台州九战九捷，以极小的代价，取得了歼敌万余的辉煌战果。戚继光和他奇迹般的军队，自此威震天下，极大地鼓舞了明军的士气，也向屡战屡败的大名官兵，指明了取得胜利的道路。 各省将领纷纷来到戚家军营，学习戚继光的治军之法，观摩戚家军的行军作战。戚继光也不敝帚自珍，将自己与沈默合编的《纪效新书》，倾囊传授给诸位将军。在戚家军辉煌的战绩面前，没有人质疑写书人的资历，反而奉为圭臬，回去后纷纷照着组建新军。 此时，正是东南军改的黄金时机，沿海的卫所军队，在倭寇数年的冲击下，已经名实俱亡、从地方到朝廷，都在现实的压力下，没有人愿意恢复战斗力低下的卫所；那些在残酷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将领们，全都一股脑的改为募兵制，以丰厚之资招募勇武之士，效仿戚家军的赏罚制度、作战阵型，战斗力很快飞跃提升。